巨脾是门静脉高压症等疾病常见的合并症，其导致的脾功能亢进症和凝血功能异常等会对患者健康造成诸多影响，目前巨脾的治疗包括介入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脾切除术是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案。近年来巨脾切除术多在腹腔镜下完成，尽管已有多种手术入路和围手术期处理方案用于提高巨脾切除手术的安全性，但仍易引起腹腔出血、周围脏器损伤等并发症。对于伴有重度脾功能亢进症的巨脾患者先行介入治疗再序贯手术治疗可能是较好的治疗选择。

外科手术已逐渐向微创方向发展，腹腔镜技术也在外科手术中逐渐展开。而腹腔镜胰腺手术较其他腹腔镜手术开展相对较晚，原因主要在于胰腺位置深，血供丰富，显露困难等。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进步，腹腔镜手术已广泛应用于胰腺疾病的手术治疗中，相比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腹腔镜技术在胰腺癌中的应用取得重大进展，其在胰腺癌切除术，胰腺癌的分期与活检和晚期姑息治疗中体现出了腹腔镜技术的微创优势，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本综述分别从以下方面对腹腔镜技术在胰腺癌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肝胆疾病属于临床上比较常见且严重的一类病症，很多肝胆疾病早期并不明显，出现症状时已较重，需要手术治疗，超声作为目前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检查手段，具有能清晰显像，无辐射，无创伤，定位精准性高、方便、便宜等特点，近年来对超声在肝胆外科的应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和新认识。本文将这些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肝胆外科手术的超声应用提供依据。

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作为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最常见、凶险的并发症，时刻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准确评估门静脉压力为肝硬化患者预防疾病发展、监测并发症、选择治疗策略以及评估预后等提供重要依据。目前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仍是诊断门静脉高压症的金标准，但此检查为有创操作，局限性及操作风险较大。近年来无创测量门静脉的方法取得较多进展。本文将对门静脉压力无创性检测方法及应用前景进行阐述和介绍。

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胰腺炎，通常表现为无痛性梗阻性黄疸、轻度腹痛或急性胰腺炎。临床中常与胰腺导管腺癌（PDAC）相混淆，而其治疗和预后截然不同，术前明确鉴别诊断较为困难。本文将从临床表现、影像学、血清学、组织病理学等多方面阐述二者的区别，并对一些难题进行相应探讨。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越来越流行。其中胰腺残端的重建是该术式的难点和重点，与术后胰瘘等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直接相关。目前胰腺残端重建的方式有很多，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避免胰瘘的发生。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将先回顾胰肠吻合的发展历程，然后结合本团队的手术心得谈谈几种常用的胰肠吻合方式的优点与不足，再介绍本团队设计和使用的一种新的胰肠吻合方法，即胰腺捆绑交锁式胰肠端侧吻合术式，最后再讨论胰肠吻合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本文旨在帮助临床医师熟悉胰肠吻合的各种方法，了解每种方法对应的较为合适的使用场景，从而帮助临床医师在手术时作出更加适宜的决策，进而减少术后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

术中出血是影响肝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肝脏血流控制技术是减少术中出血的有效方法。各种肝血流控制技术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和适应证，需要临床医师充分了解、熟练掌握并个体化应用。目前，外科医师对于肝脏血流阻断技术的认识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加深，其方法及临床应用也在不断改进和发展。本文就半肝入肝血流阻断法、全肝血流控制技术、Glisson蒂横断术、门静脉球囊阻断术等肝脏血流控制技术进展加以综述。

胆管内乳头状肿瘤（IPNB）是一种少见的胆系肿瘤，其特征为导管内肿瘤乳头状增生，伴有胆道系统扩张，及可能出现的导管内黏液分泌。IPNB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根据肿瘤不同的生长部位及发展程度可表现为腹痛及梗阻性黄疸，部分合并胆道感染患者可出现发热、寒战等急性胆管炎症状。血液化验可有肝功能异常、胆红素升高等改变。影像学检查包括腹部超声、平扫或增强CT、MRI、内镜超声等。现有影像学诊断方法尚无法在术前对IPNB进行高特异性的有效鉴别诊断。治疗方式目前推荐以手术切除作为首选。具体术式选择包括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胆总管切除胆肠吻合术、肝门胆管癌根治术联合肝脏部分切除术等。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证明手术切除后辅助放化疗的必要性。

胆道闭锁是由于肝外与肝内胆管发生进行性纤维炎性梗阻而导致的胆汁淤积性肝硬化，并最终以肝衰竭为结局的一类疾病，是小儿肝移植手术的常见适应证。本文将探讨胆道闭锁的发病机制、诊断方法、肝移植手术时机、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症；同时探讨小儿肝移植的现状及发展。

肝细胞癌（肝癌）免疫微环境主要由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等细胞成分，以及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细胞外基质等细胞外成分组成。我国大多数肝癌都合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其免疫微环境促进肝癌的发生进展、免疫逃逸和治疗耐药，且具有免疫抑制作用。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等免疫疗法在肝癌的全身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在KEYNOTE-240和CheckMate 459试验中，以纳武利尤单抗或帕博利珠单抗为单药的抗PD-1治疗未能达到预设的总生存终点。目前迫切需要更加深入了解HCC免疫微环境，并探索新的疗法来提高ICIs的疗效。当前，ICIs与其他疗法（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单克隆抗体或局部治疗）的联合治疗已被证明可提高ICIs单药的有效率。本文就HCC免疫微环境、免疫治疗及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外科手术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治愈肝细胞癌的最有效手段，即使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外科为患者带来的生存获益似乎并未进一步提高。近些年，靶向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为肝癌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随着临床应用越来越多，靶免治疗在各阶段肝癌治疗中的优势也不断体现，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有的肝癌外科治疗理念是否仍然正确。在此我们深入讨论在靶免时代，肝癌肝切除术所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作为常见的普通外科手术之一，其手术操作技术已相当成熟，对于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常规LC已不具备太大难度，但胆道损伤仍不能完全避免。利用ICG荧光导航LC作为一项新技术，区别于传统临界安全观和术中胆道造影等安全措施，可以更好地识别胆道系统结构，从而减少医源性胆道损伤发生。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及笔者团队经验，分析ICG荧光导航LC研究进展中尚未达成共识的差异性研究，以期为未来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提供参考。

肝内胆管结石是指位于左右肝管汇合部以上各分支胆管内的结石，好发于亚洲人群^[1]。肝内胆管结石患者结石分布一般较广泛且伴随着胆道狭窄，这也是该疾病术后结石残留率和复发率高的重要原因。目前腹腔镜、机器人手术系统、胆道镜及十二指肠镜等众多微创技术已取得一系列进展和突破，加之微创和快速康复等观念的提出及手术操作者的经验累积，肝内胆管结石的治疗已逐渐微创化，显著减少了患者手术创伤，降低了术后结石残留率和复发率，提高了该疾病的治疗水平^[2]。由于各种微创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和适应证的把握不准，目前肝内胆管结石的治疗还未达到预期效果。本文旨在总结治疗肝内胆管结石的微创方式，分析各微创治疗手段的最佳受益人群，进一步探讨提高肝内胆管结石疗效的个体化策略。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第6位，肿瘤致死原因居第4位^[1]。我国原发性肝癌新发和死亡人数约占全球的一半，其中肝细胞癌（肝癌）最为常见。目前，肝癌的治疗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手术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之一，但大多数患者初诊时病情已达中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2]。此外，我国作为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大国，大多数肝癌患者合并肝硬化病史，肝脏储备功能差，对于术后残肝体积要求也较高。转化治疗通过改善肝功能，降低肿瘤分期和增加剩余肝体积的途经将不可切除肝癌转变为可切除肝癌。转化治疗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目前转化治疗的方式也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3]，但仍有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探讨，笔者就目前肝癌转化治疗方式的现状和展望进行思考和概述，供临床医师参考。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地区，其年新发病例数及死亡病例数占全球近一半^[1]。早期肝癌患者可通过手术等治疗获得治愈，但因为肝癌发病隐匿，早期无特异性症状，约70%肝癌患者初诊即为中晚期，无法行根治性手术切除治疗，从而生存时间短，预后差。近年来，随着新的靶向及免疫药物的不断发展，肝癌的系统治疗取得显著进步，使肝癌的治疗格局发生了较大转变。不可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可以经过介入、靶向、免疫等多模式的综合治疗后使肿瘤缩小或降期，部分患者可以获得根治性手术切除机会。转化治疗使越来越多的中晚期肝癌患者从中获益，很多患者明显延长了总体生存期（OS），甚至获得了治愈。因此肝癌的转化治疗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转化治疗现在仍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本文主要对肝癌转化治疗的焦点问题，如适合人群、方案的选择、手术时机、手术必要性及后续治疗方案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为中晚期肝癌的转化治疗带来参考。

作为腹腔镜技术的延伸与突破，机器人手术系统也已引入外科领域20余年。自2003年Giulianotti等^[1]报道世界首例机器人肝切除术以来，国内外对于机器人肝切除术的研究逐渐增加，主要报道内容也由早期个案报道逐渐发展至单中心较多病例的回顾性分析以及经验总结等。随着对精准外科、快速康复观念的提倡，关于机器人肝切除术的研究报道也成为热点。Kingham等^[2]、Machado等^[3]和Perrakis等^[4]均报道了机器人肝切除术在国外多个医疗中心的成熟应用。机器人肝切除术在国内起步虽晚，但研究更广，颇有后来居上之势。王晓颖^[5]于2014年成功完成亚洲首例机器人活体肝移植左肝供肝切取、亚洲首例机器人ALPPS、国际首例机器人联合肝脏、直肠及肺等多器官同步切除等复杂手术。截至2019年，解放军总医院刘荣等^[6]报道完成的机器人肝胆胰手术已超过3 000例，其中机器人肝切除手术超过1 000例。苗毅和奚春华^[7]也提到机器人到底是工具抑或是玩具，中国年青一代的肝胆外科医师是否应该拥抱新时代，接受新科技呢？为此，笔者就近年文献报道的机器人肝切除技术的优势与劣势进行综述。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2020年全球第五大最常见的癌症和第二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1]。2003~2015年肝癌是我国第三常见的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12.1%，在所有侵袭性癌症中排名第二^[2]。可以说肝癌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健康的重大健康问题，随着医疗设备、药品开发和治疗技术的飞跃，数十年内肝癌的在诊断和治疗上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进展。然而，数千年来，以一位医师或几位医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依据其理论基础和既往经验综合分析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为核心的医疗模式从未改变。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快速发展逐渐显示出对这一核心医疗模式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DL）的出现，尤其凭借其在图像处理方面显示的独特优势，可能会在医学领域带来划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