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肝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手术切除、肝移植等外科手段仍是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术中为了防止出血，阻断肝门部血供是大部分肝癌手术中的必要手段，血流阻断所致的缺血-再灌注损伤（IRI）与肝癌复发密切相关。IRI对于肝癌术后复发的影响主要与活性氧自由基、炎症因子、一氧化氮、热休克蛋白、铁死亡、Kupffer细胞、蛋白酶等多种因素有关。

胆总管结石是临床的常见疾病，多数患者伴有黄疸。本文介绍了伴有黄疸的胆总管患者的胆汁动力学和无伴黄疸患者的胆汁动力学。分析了胆总管结石不出现黄疸的原因主要是胆汁动力学未完全受阻，胆汁可通过结石边缘或胆石中的缝隙（也称沙石滤过效应）流入十二指肠。

铁死亡是近年来新发现的细胞死亡形式，研究认为机体主要通过铁死亡防御系统（System Xc-通路和MVA信号通路）和铁死亡执行系统（PUFA-PL代谢及过氧化和铁代谢）来动态调节铁死亡。越来越多研究认为铁死亡与不同器官缺血-再灌注损伤间存在相关性，其中巨噬细胞胞外诱捕网、Maresin结合组织再生物1、血红素氧合酶1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HUWE-1等均通过影响铁死亡而影响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因此本文对铁死亡与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间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报道，以期为肝脏器官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胆总管结石是指存在于胆总管内的结石，常合并胆囊结石，发病率10%~20%^[1]。胆总管结石如能顺利地进入十二指肠，可能不会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如果结石堵塞胆总管，尤其形成结石嵌顿，导致胆管阻塞，则会出现继发性疾病，如梗阻性黄疸、急性化脓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甚至胆汁性肝硬化和肝衰竭，此时需要外科手术干预^[2]。随着微创概念普及和现代内镜及腹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胆总管结石治疗的选择越来越多。微创治疗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点，愈加被外科医师及患者接受和认可。面对胆总管结石多种微创治疗方法，如何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往往困惑着临床医师。本文将对胆总管结石的微创治疗方法选择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常见的急腹症之一，也是引起腹腔感染的第四大原因^[1]。AP常见的病因有胆结石、过量饮酒、高甘油三酯血症（hypertriglyceridemia，HTG）和ERCP治疗，但近些年HTG病因上升到第2位^[2]。对于继发于HTG的AP的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游离脂肪酸、氧化应激、Ca²⁺超载、微循环障碍和遗传等有关^[3,4]。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ion reaction syndrome，SIRS）是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的早期特征，SIRS病情的持续进展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最终引发严重的腹腔感染、败血症以及休克，导致较高的病死率，这可能与具有促炎和抗炎成分的细胞因子失衡有关^[5]。继发于HTG的AP似乎较其他原因导致的AP更严重^[6]。迄今为止，已有多种高血脂性重症胰腺炎（hyperlipidemic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HL-SAP）的降脂治疗方法，比如胰岛素、肝素和降血脂药物等保守疗法，但降脂速度缓慢^[7]。血液净化可在短时间内降低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水平，解除病因，有效缓解病情进展。然而，对于血液净化治疗的远期获益存在争议^[8]。本文重点关注不同模式及组合的血液净化治疗在HL-SAP中的应用，希望能为个体化血液净化治疗提供帮助。

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后肝硬化的病理学特点是HBV引起肝脏慢性损伤后，肝脏组织学上出现再生结节，周围纤维带环绕，导致肝功能损害和门静脉高压症^[1]。脾肿大合并脾功能亢进症（脾亢）和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是门静脉高压症患者的常见表现。脾肿大常与脾亢并行发展^[2]。门静脉高压性脾肿大或脾亢，常常伴有外周血细胞减少，导致预后不良，脾切除术后这些血液成分的病理性改变消失^[3,4]。脾肿大是乙肝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常见、多发和严重的并发症，目前临床上有多种外科手段能治疗该并发症，主要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本文综述了脾切除术、分流术、肝移植术等手术治疗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脾动脉栓塞术（splenic artery embolization，SAE）、射频消融术（RFA）、微波消融术（microwave ablation，MWA）、高强度聚焦超声消融术（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ablation，HIFUA）等非手术治疗的研究进展。

目前，肝细胞癌（肝癌）的发病率、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在肿瘤相关死亡原因中排第3位，我国肝癌初诊患者仍以中晚期居多^[1]。随着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的出现并在肝癌中的应用，中晚期肝癌疗效得到逐步提升。中晚期肝癌的治疗目的是减轻肿瘤负荷，延缓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生存，部分患者可通过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达到缓解，甚至获得二期手术切除^[2]。然而，中晚期肝癌患者的系统治疗有效率、生存时间仍不容乐观。研究表明，PD-1单克隆抗体免疫治疗的有效率仅20%，接受阿特珠单抗、贝伐珠单抗联合治疗的中晚期肝癌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仅19.2个月^[3,4]。因此，当前肝癌的系统治疗挑战与机遇并存，新药研发和精准预测肝癌药物应答是改善肝癌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目前，可供选择的肝癌疗效预测体系包括基因测序、体外细胞系建立与药物筛选模型、人源肿瘤异种移植（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PDX）模型、肝癌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模型和类器官模型等。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是治疗胰腺恶性肿瘤或壶腹周围良恶性病变的主要手术方式，也是普通外科中难度最大、解剖部位最为复杂、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因其切除器官多，操作复杂，堪称外科手术中的"珠穆朗玛峰"。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提高及围手术期管理水平的不断发展，PD术后死亡率已有明显的下降，约在5%以下^[1]。然而，PD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仍高达30%~50%^[2]。术后胰瘘（postoperative pancreatic fistula，POPF）作为PD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一旦发生可能导致腹腔内感染、出血、腹腔脓肿，并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休克甚至死亡，因此，对POPF危险因素的预测及防治至关重要。

棘球蚴病是一种严重且广泛流行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主要由棘球蚴幼虫寄生在人体肝脏所致。目前感染人体的棘球蚴病主要分两型，即多房棘球蚴病（Alveolar echinococcosis，AE）和细粒棘球蚴病（Cystic echinococcosis，CE）。其中，AE比较特殊，作为好发于肝的慢性消耗性疾病，病变对肝脏和周围组织、器官的持续损伤压迫，影响消化，使患者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如白蛋白减少和消瘦，可给患者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和经济损失^[1]。而营养不良会损害身体对手术和感染等压力事件的免疫抵抗力，还会损害身体器官和组织的功能，并影响患者的临床结局，比如增加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总费用等^[2]。既往有研究显示，入院AE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17.8%~18%^[3,4]。因此，深入了解AE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的原因和机制，通过早期营养风险筛查和评估，及积极的干预措施可改善AE患者的临床结局和预后。

结直肠癌发病率在全球恶性肿瘤中居第3位，死亡率居第2位，同时也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的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三，死亡率可达万分之一^[1]。而肝脏作为结直肠癌最常见的转移器官，14%~18%的患者可出现结直肠癌肝转移^[2]。对于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若不接受任何治疗，其中位生存期仅4~21个月^[3]。结直肠癌原位肿瘤根治切除术并肝转移灶切除术是目前有效的治疗方式，接受该治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24%~40%，中位生存时间可达28~46个月^[4]。然而，手术切除治疗仅适用于1/10~1/5病情较轻的患者，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均具有手术条件，仅1/10的患者具有手术条件，且能进行手术治疗^[5,6]。因此微创、可重复进行的局部治疗方式非常重要^[7]。近年来，腹腔镜超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术（microwave ablation，MWA）因其治疗效果较好，可行性较高，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量的临床实验研究表明，腹腔镜超声引导下MWA在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治疗中有着较好的疗效^[7]。由此可见，腹腔镜超声引导下MWA对于不可手术患者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方式，其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少等优点，能有效延长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的生存期，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7]。本文就腹腔镜超声引导下MWA在结直肠癌肝转移中的临床应用进展作一综述。

原发性肝癌是在全球范围内以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为特点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根据2020年最新研究，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 930万例，癌症死亡近1 000万例，原发性肝癌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8.3%，5年生存率低于50%^[1]。其中肝细胞癌（HCC）为原发性肝癌的主要类型，占75%~85%，其发病隐匿，早期无临床症状，呈侵袭性生长，恶性程度高，患者总体预后欠佳^[2]。HCC的治疗手段不断更新，但根治性手术仍是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可实现肉眼可见病灶完全切除，即达到病灶切缘无肿瘤残留，但仍面临着术后高复发、总体生存期短的严峻问题^[3]。